“西晋青瓷对书俑”是1958年出土在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9号古墓之中。

这件文物高约17.2厘米，器型是两位校书者相向而坐，一人执笔在牍板上校正，另一人则捧牍核对。在二人中间尚有书案，其上摆放着笔、砚、简书以及工具箱（或为水盂），整体呈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校雠画面。

这件青瓷对书俑采用传统的捏塑制陶技艺，工匠分别捏好头、身、手、足等各部分之后，再进行“合体”，通体施以⻘釉。由于年逾久远，加之最初的胎釉结合不甚牢固，导致文物出土之际青釉既有大量的冰裂、剥落现象存在，但人物形象刻画仍入木三分，可见彼时工匠高超的制作工艺。

这对人俑从服饰到面容都颇为相似，均为头戴进贤冠，身着交领长袍，对坐校书，做低声私语之状，好像在就文本内容进行切磋、交流。“对书俑”中的“对书”二字，即两人各执文本，相互校书，正式名词为“校雠”。

现代人常用“校对”一词，而“校雠”已鲜被提及。在西汉时期，文献学、目录学的开山祖师刘向所著《别录》中，清楚写明：“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”为“校”；“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冤家相对”则为“雠”。可见，校雠并不神秘，属于校对的一种。

汉末、魏晋时期，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的数量日益增多，对校对工作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。尽管校勘编修工作的程序反复，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，事无巨细的地校订删改，但待遇收入却很微薄。

即使受雇于政府的官方校对者亦如此，且地位很低。上述现象折射到“西晋青瓷对书俑”这件文物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俑所戴“进贤冠”只有一根横梁。

根据《后汉书》卷三十《舆服志》可知：“进贤冠，古缁布冠也，文儒者之服”，属于两汉以降文官所戴，其形制仿古时缁布冠，前高七寸，后高三寸，其横梁数量代表了职级的高低：三梁者为公侯，两梁者为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，而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均为一梁。

西晋青瓷对书俑所戴进贤冠均为“一梁”，表明其在体系内的地位甚低，这也是旧时小吏被称作“刀笔吏”的原因所在。

西晋青瓷对书俑为我们展现出晋代校雠者的工作状态，而这个职业的正式名称是“书佣”，也就是古代专为官方或私人进行书籍校对之人。